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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审计注重被审计的结果是否真实、合规，其判断标准往往非黑即白，不太关注政府部门在履行职责时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率。

[12] 参见朗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1期。[14]由此观之，若非制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而是制定法律，显然无法完成此一急迫的政治任务。

再者，上述关于其性质与效力的疑惑亦是源于此。（一）立法不能时通过决定满足规范需求 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发生作用。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有着较为具体的规定。鉴此，此类决定不得规定《立法法》第8条所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因为这些事项原则上只得通过制定法律来进行规定，行政法规亦只有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下才能对部分事项进行规定。再者，有论者经由研究发现，在《立法法》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很少使用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形式来规定法律保留事项。

[45]本文以为，根据我国《立法法》第2条的规定，法律的修改适用《立法法》之规定，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制定过程并未遵循《立法法》所规定的程序，因此不得将其视为法律修改的方式，亦不得据此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变更法律的实施。[31]笔者以为，此一疑惑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源于人们对人大四权划分的误解。这表明，习惯法与内容与之相同的宪法律之间的冲突总是以有利于习惯法的方式被解决。

[26]然而，宪法形式出现在这个定义的第二部分，在这个复杂语句结构中唯一的和之后。这个内容上的矛盾是实质违宪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形式违宪性的必要条件。[8] 第二种形式的/实质的二分与第一种不同，它定位于本质的（Essentiellen）和非本质的（Akzidentiellen）区分而非程序和内容的区分。它也是属于形式意义上的宪法的条件。

如果是这样，高层级规范相对于低层级规范便具有宪法特征。这个答案没错，像通常那样，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问题。

这在于，凯尔森的抽象所迈出的这一步达到了其他东西所不能达到的体系深度。这是第一种变形中内容的概念和程序的概念形成对立的基础。处理分离问题的动因可见于凯尔森对革命和通过宪法断裂（Verfassungsbruch）进行的宪法修改的表述。（强调为作者所加） [64] 对此参见同上注，第219页。

这里不应再深入下去，因为，这里重要的是，至少（1）可以被称为图示，而且，这个称呼比较符合康德所说作为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技艺的我们的知性的图示法（A版第141页， B版第180页）。因此，存在立法的事实构成和习惯的事实构成[62]。这三个概念描述了程序性（Prozedurale）的不同方面。如果长期的习惯（longa consuetudo）和承认为法律（opinio iuris）这两个经典条件都具备，后者被满足。

[43]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29页。法创设的事实构成与证立效力的规范一样多。

这里不讨论基础规范的一般哲学问题，而是限定在基础规范问题的一个小点上。这不会是凯尔森的本意。

根据实证性命题，法只有通过创设才能产生，并且只有在有实效的条件下：在基础规范中，创设与实效构成效力的条件。像任何的多义性一样，形式的/实质的二分隐藏着混淆的危险。因此，尽管凯尔森还有个术语可以准确无误的表述他想要表述的东西，但在后面的著作中，在无损于对狭义上的宪法继续讨论的情况下，[20]他再次将形式的/实质的二分摆在突出的位置。[8]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这种实质的宪法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形式特征。[24] 在比它早35年出版的《一般国家学》中，这个被称为实质的的宪法概念与形式的宪法概念相对立，其定义如下： 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必须与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区分。因此，第二个前提可以表述如下： （2）议会共和制宪法被实际创设，且有实效。

因为，纯粹的法制性（S）和纯粹的宪法特征（V）都不能抑制实效的力量，因此，必须加入某种超越了形式为(x) ( Vx ∧ Sx ∧ Wx →OBx )的实证化的基础规范的东西。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是所有抽象的-一般的规范，不论是否由议会决议通过。

其中，客观性应该有特殊作用，因为，它本身与应然和效力的概念相联系。）为了解决范畴应用于现象的问题，康德引入了先验图示的概念。

它具有宪法特征，因为，作为高层级的规范，它证立与它存在关系的低层级规范（实证法的宪法规范）的效力。[50]与此很相似，《一般国家学》谈到，如果人们要将通过宪法破坏进行的宪法修改视为有效，人们必然预设另一个基础规范。

作者：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德国基尔大学法哲学与公法教授 译者：赵真，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39] 汉斯?凯尔森：功能（前注20），第36页。[28]因此，除了宪法形式，宪法律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第二个定义要素。但是，如果凯尔森的宪法特征的概念没有对象，那么，施米特对无对象的批评就是正确的。

标准逻辑问题不涉及通过什么、创设与实施的事实被转化成什么的问题，也不涉及范畴转化的问题，但涉及什么被转化为客观的应然或效力。[56] 这表明，凯尔森在各自的意义上使用定冠词。

如果低层级规范的效力由此被高层级规范的效力证立，那么，高层级规范在它与低层级规范的关系中便具有宪法-特征。人们可以将基础规范的演绎推理视为将应然的范畴（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汉斯?凯尔森的相对先天的概念（前注47），第181页以下）。

就像可以将（1）归为抽象的基础规范，将（3）归为具体的基础规范，人们也可以把（1）当作抽象的图示，把（3）当作具体的图示。与之相对，实质的合宪性涉及一个措施在内容上符合还是违背宪法。

因此，该定义的第一部分的第一个要素要这样理解：它希望存在一个被当作宪法来理解的文件。很明显，实质的宪法概念包含了一些在凯尔森看来对宪法而言是本质的特征。[58] 据此，基础规范的改变在于预设的改变——在它之下，两个事实构成能够被解释为法规范的创设（和法规范的适用）。反之，就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

它就不能与相应的宪法分开。虽然定冠词这个被放在宪法的概念之前，但凯尔森并非指特定的宪法。

只有特定的宪法-形式这个概念浮现出来，取代了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就像前面所言，它通过难以修改来定义。但是，由于这只是形式性标准的众多可能之一，仅以此为基础的形式宪法的概念是一个较弱的形式宪法概念。

由于Vn ∧ Sn ∧ Wn，OBn也适用。尽管有宪法形式和宪法的称呼，凯尔森在这里谈的不是宪法，也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